三观问题

王俊良

由“三观问题”引发的“割席断交”事件，发生在东汉末年。据《世说新语》报道，管宁、华歆“二人共园中锄菜，见地有片金，管挥锄与瓦石不异，华捉而掷去之。又尝同席读书，有乘轩冕过门者，宁读如故，歆废书出观”。就因为这两件事，管宁与华歆“割席断交”，宣布“子非吾友也”。

显然，造成管宁与华歆二人“割席断交”的原因，是对“片金”“轩冕”态度。金子可以让人过上想要的生活，吃山珍海味，穿绫罗绸缎，住金屋银屋，享尽人间一切物质享受；轩冕能给予人上人的感觉，满足人的精神欲望。态度不同，自然“子非吾友也”标准也不同。所谓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。

此“道”，即现代人所说的人生观、世界观和价值观。也就是每个人，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对世界、人生和价值的看法和态度。比如，如何将失败歌颂为胜利，需要有与常人不同的三观。这方面，同治七年进士、累官至湖南巡抚的吴大澂颇有心得。

身为地方大员的吴大澂，面对晚清历道光、咸丰、光绪三朝五十多年，无战不败，败则赔款的现实，不是痛定思痛，想办法改革制度漏洞，反而为制度之弊涂脂抹粉。于是，将对外失败粉饰为对外“深仁厚泽，柔远有经”，把赔款改写成“中国战胜外夷，抚恤远人，恩威并用之至意”。

《清碑类钞》载，吴大澂将如此毁三观的文字，堂而皇之地在上海《申报》刊出。看到报纸的上海英法租界领事，立即质问清政府，“赔款约章俱在，何得肆为侮讦”？最终由上海道台，亲自到英法领事馆登门道歉，才未酿成由此引发的外交事件。

吴大澂真拎不清“赔款”与“抚恤”之间的界限吗？恰恰相反，正因其心里门儿清，才会有这些看似颟顸智短，实则卖乖邀宠行径。官场上，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其来有自。三观问题，说到底是立场问题。1876年，郭嵩焘出任清朝驻英国公使。场面上，经学大师王闿运以好友身份，嘱其用孔老思想，为英夷“开其蔽误，告以圣道，然后教之以人世之大法”。

私下里，王闿运却嘲笑郭嵩焘“衔命至英吉利，实以马嘉理之死往彼谢罪，尤志士所不忍言也”。甚至，撰联咒骂“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不容于尧舜之世；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，何必去父母之邦”！王闿运之呼，得到湖南士子之应，以至于出现了满朝文武，像躲瘟疫一样躲郭嵩焘。

三观囿于“夷夏大防”的王闿运，自然无法理解开眼看世界的郭嵩焘。在李鸿章看来，王闿运不过“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”，在郭嵩焘眼中，王闿运则纯属“惟一意矜张，以攘夷狄为义，而置民父于不顾；必使覆国亡家，以快其议论而为名高”。

郭嵩焘斥王闿运，让人想起《打金枝》中唐代宗斥郭子仪。前者剑拔弩张，后者和风细雨，目的却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维护稳定大局。郭子仪身为朝廷重臣，对人生、价值和世界的看法，自然与生于深宫之中、长于妇人之手，除了自我感受之外，对外界人情世故一无所知的儿媳升平公主不一样；身为丈夫的郭暧，与在家为岳丈，在外为一国之君的唐代宗，对人生、价值和世界的看法，自然又有不同。

郭子仪考虑的是“家”，唐代宗考虑的是“国”，郭暧考虑的是“情”。期间的每个人，都站在自己的位置，观世界、人生和价值，得出符合每个人身份的结论。其实，三观问题，就像照镜子，你哭，它也哭；你笑，它也笑。哭过笑过之后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