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诗与治国

王俊良

老子训儿子，称“过庭训”。《论语》中，孔子训儿子孔鲤不学《诗》，说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！此训，对孔鲤没起作用，倒成了历代皇帝“诗教”体系的外衣。而且，出身愈低微，愈喜欢把治诗与治国混为一谈。

出身乡镇干部的汉高祖，开皇帝治诗先河。当时的背景，是汉高“十二年，十月，高祖已击布军会甀，布走，令别将追之”。就是说，大局初定。往昔偷鸡摸狗，好酒及色的汉高祖，发达之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还乡显摆。《史记》记高祖还乡，止“酒酣，高祖击筑”六字，便境界全出。

酒精作用下的汉高祖，吼出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三句，竟一时哽咽，再无下文！司马迁美其名曰《大风歌》，朱熹捧其为“千载以来，人主之词，亦未有若是壮丽而奇伟者也”！文人的无行，直接激发了后来的乞丐皇帝朱元璋，不甘人后的《金鸡报晓》垃圾诗，“鸡叫一声撅一撅，鸡叫两声撅两撅”的出笼。

朱元璋无知无畏倒也罢了，雄才大略的唐太宗，竟也未能免俗。贞观之初，唐太宗也曾萌发治诗念头。《纲鉴易知录》载，给事中孔颖达，察觉到唐太宗有醉心诗文的苗头，就敲打唐太宗，说帝王“若位居尊极，炫耀聪明，以才凌人”，就会出现“饰非拒谏，则下情不通，取亡之道也”！

谏议大夫褚遂良，也发现病中的唐太宗，虽躺在病床上，还在认真地研究诗文。遂上《请节劳表》，用另一种形式劝唐太宗，切莫“耽玩书史，每作文咏，兼诸手笔，日暮继烛，运心不停”！好在唐太宗是个能够自律的君主，耽玩诗书未必就想一展身手。

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有一故事，说周世宗柴荣，跟唐太宗一样，也曾拿着写好的诗作，向身边的文人窦俨请教。窦俨很严肃，说“今四方僭伪主各能为之，若求工则废务，不工则为所窥”。啥意思？用现代语言表述，就是我们面临群敌环伺，要治诗就会耽误治国，写不好还会授人以柄。

结果是，“世宗遂不复作”。叶梦得评论，说“非世宗英伟，识帝王大略，岂得不以俨言为忤，又安能即弃去”？信为天下者，在此不在彼也。这个道理，明白不难，坚持不易。作为顶层设计者，没有人能够对其实施刚性的监督，来自朝堂上的任何谏议，纳与不纳的关键，都源自顶层设计者自己。

扭转唐文宗好写诗的毛病，既不象孔颖达、褚遂良谏唐太宗那样从容，也不象窦俨谏周世宗那样洒脱，而是经历了几次拉锯。《资治通鉴》载，先是，唐文宗为方便诗歌交流，想设一专门官员诗学士，被太子宾客李珏坚决制止。紧接着，唐文宗趁与宰相郑覃谈工作，又从容论及诗之工拙。

郑覃正色道，“诗之工者，无若三百篇，皆国人作之以刺美时政，王者采之以观风俗耳，不闻王者为诗也”。况且，《诗经》之后，再无《诗经》，“后代辞人之诗，华而不实，无补于事。陈后主、隋炀帝皆工于诗，不免亡国，陛下何取焉”？

将陈后主、隋炀帝列为因治诗耽误治国的反面典型，不止郑覃。《明史》载，太子朱高炽老师杨士奇，发现“太子喜文辞，赞善王汝玉以诗法进” ，批评朱高炽，“殿下当留意《六经》，暇则观两汉诏令。诗小技，不足为也”！一心治国的朱高炽在位不足一年，一生治诗的乾隆却在位六十多年。

可见，治诗与治国并不一定对立！官渡之战中的曹操写诗，袁绍不写诗；北宋与南唐对峙中的李煜写诗，赵匡胤不写诗。显然，“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”的曹操，治诗并不掩其治国之功；治诗能吟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”的李煜，治诗之能亦不能替代其治国的无能！

这种心境几近《资治通鉴》著者司马光。烂熟于心的历史，于司马光的现实治道，并无半点“资治”与“镜鉴”作用。“明于史而昧于世”的司马光，相较于将治诗与治国混为一谈的权力拥有者的无知无畏，跟种高粱者意淫酿酒者的心境并无本质不同。 

2024年《杂文月刊》第四期首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