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格竹子”与“格君心”

王俊良

按朱熹“格物”之“格”，践行“众物必有表里精粗，一草一木，皆涵至理”的王阳明，“格竹子”格了七天七夜，差点把命“格”掉。王阳明终于醒悟，“纸上格物，如《孟子》‘大人格君心’之‘格’”。

“格君心”真比“格竹子”容易吗？其实未必。《明史》中，有两则王阳明“格君心”实例，都发生在正德年间。前者，是“正德元年冬，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。守仁抗章救，瑾怒，廷杖四十，谪贵州龙场驿丞”。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，明显做了一件别人偷驴他拔橛的傻事。

事件源自首辅刘健、谢迁二人，因弹劾宦官刘瑾被拒愤而辞职。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上疏下狱，有职责所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。此时的“君心”，明显在宦官刘瑾一边，不在首辅刘健、谢迁一边。自以为是的王阳明，非要实践一下“格君心”的威力。结果是君心没格成，被当众扒掉裤子，美美地享受了一次“庭杖”滋味，谪戍贵州龙场驿，做了一名驿丞。

后者，发生在正德十四年。王阳明平“宁王之乱”，却影响到“帝时已亲征，自称威武大将军，率京边骁卒数万南下”。最终，以“又欲令纵宸濠湖中，待帝自擒”结束游戏。这一次，王阳明吸取了上一次“格君心”的教训，一本正经地寓严酷平乱于君臣娱乐之中，让明武宗以威武大将军的身份，过了一把生擒叛贼朱宸濠的戏瘾。

严格来说，王阳明由“格竹子”到“格君心”，是对朱熹“格物”之“格”的质疑。这种质疑，在朱熹祖师程颐，与时贤苏轼之间也上演过。元祐元年（1086）九月初一，宰相司马光去世。这一天，文武百官结束了安放宋神宗灵位典礼，又去吊唁司马光。在相府门口，被主持丧礼的程颐拦住。程颐一脸严肃，说“《论语》说，‘是日哭则不歌’”！苏轼质疑“《论语》说‘哭则不歌’，《论语》并未说‘歌则不哭’”！

由质疑始至质疑终，是苏轼的悲哀。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，因《湖州谢上表》中“陛下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”一句“格君心”的肺腑之言，被御史台认定是在攻击朝政反对新法，遭弹劾入狱。

与王阳明相反，苏轼是“格君心”之后，到御史台的监狱中，才开始“格竹子”。苏轼在《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·竹》中，云“今日南风来，吹乱庭前竹。低昂中音会，甲刃纷相触。萧然风雪意，可折不可辱。风霁竹已回，猗猗散青玉”。此诗与熙宁六年在杭州通判任上所格之竹，并无本质不同。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”。

真正得“格竹子”与“格君心”之妙者，惟郑板桥一人。《清史稿》称，郑板桥官场“格君心”十二载，貌似得其旨，实则皮毛耳！其“知范县，爱民如子。绝苞苴，无留牍。公余辄与文士觞咏，有忘其为长吏者”的书生派头，就注定了他在仕途上走不远。果然，其“调潍县，岁荒，人相食”。郑板桥擅自决定开仓赈贷，大家劝他等朝廷指令，郑板桥说“此何时？俟辗转申报，民无孑遗矣。有谴我任之”！

开仓赈贷救民于水火没错，但大家都在等朝廷的指令到了再“山呼万岁”。就你一个县令比别人更懂“格君心”？自己决定开仓赈贷，置州、府、省、户部各级官员于何地？再者说，得以活命的普通百姓，是感谢“皇恩浩荡”，还是感谢“知县英明”呢？

“格君心”没“格”明白的郑板桥，在给顶头上司山东巡抚画的《墨竹图》上，题有一首有名的题画诗，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；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”。从字面理解，是郑板桥自勉。送给顶头上司，是互勉还是警示对方？如此一想，郑板桥后来被逐出干部队伍，不能说与此次“格竹子”无关。

按说，懂得“胸中之竹，并不是眼中之竹也”，“手中之竹，又不是胸中之竹也”的郑板桥，其“格竹子”之“格”，远在王阳明、苏轼“格竹子”之上才对！然而，妙处并非真谛，从其“格君心”把仕途“格”掉的结局看，郑板桥“格君心”与“格竹子”水平，与一生漂泊的苏轼、半世遭嫉的王阳明，并无本质不同。

2025年10月31日《义乌商报》群言堂首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