私人订制

王俊良

在古代，宰相的职责，上丞天子助理万机，下御百官治理天下。于一个政权而言，其重要程度，是不言而喻的。然而，选谁做宰相？是“私人定制”还是“制度之选”，却暗藏玄机。

汉惠帝二年，宰相萧何病危。十七岁的汉惠帝，亲自主导了一场宰相人选。《史记》载，汉惠帝继位之后，跟汉高祖一起打天下的老臣，都相继故去。健在的平阳侯曹参，最有资格担任这一重要职务，却与宰相萧何一向不睦。这种情况下，汉惠帝请萧何推荐人选。

汉惠帝问病塌上的萧何，“君即百岁后，谁可代君者”？明摆着是在征求宰相人选意见，萧何却揣着明白装糊涂，绝不染指干部擢拔，说“知臣莫如主”。直到汉惠帝自己提出“曹参何如”？萧何才说出自己的观点，“帝得之矣！臣死不恨矣”！

与萧何不同，北宋天禧元年（1017年），宰相王旦身染重病，将不久于人世。宋真宗比汉惠帝所处的境况要好。此时的北宋王朝，政治清明，经济繁荣，正处于上升期。于宋真宗而言，是如何保持这种稳定和繁荣。而完成这一使命的重要人选，就是宰相。

《宋史》载，宋真宗问躺在病床上的王旦，“卿今疾亟，万一有不讳，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”？这话虽说客套，倒也透着沉重。一国之君提到天下事付之谁，情况是严重的。入阁十八载，为相十二年的王旦，深知宰相一职责任重大，人选问题，身系国运，说“知臣莫若君，惟明主择之”。

当时，能够进入宰相竞争的人选，有工部尚书马亮、礼部尚书张咏两人。宋真宗让王旦在两位尚书人选中抉择，王旦始终不表态。宋真宗急了，强逼王旦表明自己的态度。没办法，王旦强支病体，提出自己认定的人选，“以臣之愚，莫如寇准”！

宋真宗立即反对，“准性刚褊，卿更思其次”。皇帝给出的拟选名单你不用，你自己另搞一套，在皇帝否定你的提议之后，总该明白如何选择了吧？王旦不软不硬地撂给宋真宗一句，“他人，臣所不知也”！君臣因意见不一致不欢而散，王旦死后，宋真宗还是选择了寇准为相。

王旦荐寇准，并非不知道寇准性格“刚褊”毛病。王旦生前说，寇准“好人怀惠，又欲人畏威，皆大臣所当避，而准乃以为己任，此其所短也”，正因如此，“非至仁之主，孰能全之”？这里边就有一个德才兼备的问题。德与才兼备自然好，不能兼备时，驾驭性“刚褊”的寇准，非仁主不能也！

问题是，哪一位人主不认为自己是仁主呢？宋徽宗选蔡京任宰相，最后遭遇靖康之变，将北宋基业送上不归路。要说宋徽宗成心败家，纯属诛心之论，要说用人失察，倒也符合逻辑。《宋史》载，蔡京历神宗、哲宗、徽宗三朝，从基层一直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相高位。

就蔡京而言，在元丰、元祐前后，能于王安石、司马光等大家云集的北宋政坛脱颖而出，足见其政治智慧与工作能力绝非常人能比。在元人脱脱笔下，蔡京也绝非庸才。《宋史》载，1086年，司马光出任宰相。尽复旧人旧法，对新人新法一概废除，蔡京也在被打击之列。

司马光任宰相，第一件事便是“复差役法，为期五日”。大家都认为不能完成，“同列病太迫，京独如约，悉改畿县雇役，无一违者”。 对此，司马光赞不绝口，称“使人人奉法如君，何不可行之有”！司马光何许人也？他的称赞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评价，徽宗皇帝不可能不受其影响。正如萧何影响汉惠帝，王旦影响宋真宗。

然而，将国家命运寄希望于“私人订制”而非“制度之选”，不管是谁，一旦进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巅峰，或固宠于上，弄权于下，如蔡京；或弄权于上，固宠于下，如张居正。拥有绝对权力的两位宰相，用绝对腐败的结局，告诫世人，“私人定制”乃死路一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