磨勘的崩溃

王俊良

干部考课又名磨勘。《宋史》说，“庆历三年，从辅臣范仲淹等所奏，定磨勘保任之法”。可见，始于战国，兴于唐的考课，到了宋朝才上升为法律。那么，范仲淹如何“磨勘”官员呢？

宋至庆历，已历太祖太宗真宗三帝八十一年。表面的繁华，难掩“冗员、冗兵、冗费”和“积贫、积弱”的包袱不能承受之重！面对困局，历史选择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。朱熹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载，范仲淹深谙“治国先治吏”的“磨勘”之道，决定先从人事改革开始。

而人事改革，涉及到一部分人的饭碗和工作岗位，阻力可想而知。范仲淹的“磨勘”，就是对“懒、散、贪”干部亮剑！颇有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”的决绝。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说，是时，范仲淹手持各级干部花名册，“视不才监司，每见一人姓名，一笔勾之，以次更易”。

站在一旁的富弼，劝范仲淹，说“十二丈则是一笔，焉知一家哭矣”？范仲淹说，“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”？引文中，“十二丈”即范仲淹，“路”乃宋代行政区划，相当如今的省。翻成现代文，就是你这一笔下去，被你“磨勘”掉官职的一家会哭鼻子！范仲淹反问，“一家哭鼻子，要比一省百姓哭好”！

这样的道理，身居高位的大员，谁不心知肚明？唐太宗的弟弟李元婴，身居王位，有恃无恐，不把干部磨勘放在眼里，结果遭降级处理。《新唐书》说，他“巡省部内，从民借狗求罝，所过为害”，“在太宗丧，集官属燕饮歌舞，狎昵厮养”，甚至放肆到“以丸弹人，观其走避则乐”！

唐高宗看到“磨勘”官员给出的报告，严厉批评这个不争气的叔叔，“朕以王至亲，不忍致于法，今署下上考，冀愧王心”。就是说，你被磨勘人员磨勘为“下上”，就得按中下以下，每降一等就扣发一季的俸禄处理。“下上”考除降俸禄，还必须由“王”降职为“太守”。

也是在高宗朝，发生了一件与滕王李元婴截然相反的“磨勘”事件。《册府元龟》载，高宗上元二年，尚书左仆射刘仁轨担任考使，到大理寺磨勘干部。刘仁轨认为，大理寺丞狄仁杰，初到大理寺任职，业务上有一个掌握和熟悉的过程，遂定考核等级为中上。

狄仁杰的直接上司，大理寺卿张文瓘立即提出异议。说狄仁杰“独知理司之要”，一个人“岁竟凡断一万七千八百人”案件。这样的工作成绩，在大理寺没人能与之匹敌！考中上等级，是不能服众的。刘仁轨听了张文瓘的诉说，赶紧把狄仁杰的考核提高一个等级，甴中上改为上下。

从字面上理解，大理寺卿张文瓘，为狄仁杰鸣不平，有两个拿得出手的理由：一是理论水平高，“独知理司之要”；一是业务能力强，“岁竟凡断一万七千八百人”。相对而言，卢承庆任考核官员，对运粮官途遇风浪造成未能完成任务一事，三易等级，则显得理由牵强，有以情代法之嫌。

《新唐书》载，卢承庆任吏部考功员外郎，负责干部考核。遇到一位官员督运粮食，途中遇到风雨，船舶翻覆，粮食沉没漂失。卢承庆为其下评语：“监运损粮，考中下”。中下意味着降级罚俸。卢承庆见官员坦然，遂改评语“非力所及，考中中”，官员仍容色自若，遂改评语为“宠辱不惊，考中上”！

仅凭容止即三改磨勘评语的卢承庆，理由即无张文瓘拿出的硬杠杠，更无刘仁轨的刚性原则。其用“感性”代替理性的随意与任性，跟和珅在《宰相刘罗锅》中，趁“京察”“大计”，将八十三岁的山西守备温国凯，改成三十八岁壮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卢承庆、和珅不懂磨勘崩溃会殃及权力根基吗？当然不是。原因在于，他们不屑做因磨勘“多所举劾，人心不悦 ”，怕步“于是谤毁稍行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”的范仲淹！更愿意站在看客角度，将“磨勘的崩溃”，归结为“十个趾头与一个趾头的关系”。

2024年3月《杂文月刊》第三期首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