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话好好说

王俊良

        洪武八年，刑部主事茹太素，上时务疏。《明史》载，朝堂上，中书郎王敏奉旨诵读茹太素上疏，一万多字“正确的废话”后尚未切题，气得朱元璋将不“有话好好说”的茹太素“杖于朝”！

       针对“有话不好好说”现象，朱元璋御批“太素所陈，五百余言可尽耳”。要通过茹太素上疏事件，在全国各级衙门改进文风，旨在推进“有话好好说”，“因令中书定奏对式，俾陈得失者无繁文。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，帝自序其首，颁示中外”。

      茹太素被打屁股次日，其上疏“复于宫中令人诵之，得其可行者四事”！明明五百字可以说清楚的事儿，偏偏儿地要用一万七千多字绕来绕去。这有点像“博士买驴”中那个“博士”。颜之推在《颜氏家训》中，警示子弟不要被当时“问一言辄酬数百，择其指归，或无要会”文风熏染，不能像“博士买驴”中那个博士一样，做“不会好好说话”的文人。

        此博士，为古代学官名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博士。《颜氏家训》说，“邺下谚曰：博士买驴，书券三纸，未有驴字”，说邺城有个熟读四书五经的博士，到集市上去买驴。付完钱后，博士要求卖驴人写一份契约。卖驴人不识字，请博士代写。博士写了三页纸，还没写到最应该写的事件主角“驴”字。卖驴人揶揄道“你只要写上某年某月某日，我卖了一头驴子给你，收你多少钱，用得着写三页纸吗”？

       “三纸无驴”自然是笑谈，北宋“红杏尚书”宋祁，行文喜欢“化简为繁”地卖弄，故意“有话不好好说”。《古今谭概》说，宋祁修唐史“好以艰深之辞，文浅易之说”。对此，主编欧阳修心生一计，书其壁“宵寐匪祯，札闼洪休”，宋祁见了，说这不就是“夜梦不祥，题门大吉”吗？欧阳修说，“是啊，你写《李靖传》‘震霆不暇掩聪’，不也是‘迅雷不及掩耳’吗”？

       在《人间词话》中，王国维就宋祁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有“著一‘闹’字，而境界全出”之誉！可悲的在于，宋祁于文学之闹，却未能闹出器识之囿。甚至，太宗朝名儒赵邻几、和蒙，入职前皆文名远播，待到任职以起草诏令为主要职责的知制诰，甚至连一篇官样文章都不能写得尽如人意。

        然而，没话找话地瞎说，就另当别论了。当失业改称“慢就业”，贫穷改称“待富人群”，经济滑坡改称“负增长”之后，恰恰从一个侧面，反映“言，心声也；书，心画也”，折射社会精英的思想观念、品格和社会风貌。因此，有话能否好好说，涉及“出言陈辞，身之得失，国之安危也”“夫辞者，乃所以尊君、重身、安国、全性者也”。

       可见，“有话好好说”不仅关乎精英阶层，也关乎世风。用孔子的话说，就是“君子不以辞尽人。故天下有道，则行有枝叶；天下无道，则辞有枝叶”。因此，能不能有话好好说，检验一个时代的开明程度。

2026年5月《北京日报》杂文版首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