远近高低各不同

王俊良

圈主李世民，拉许敬宗进“十八学士”圈那一年，是唐武德四年（621年）。在“十八学士”圈里，一直被李世民视为近臣的许敬宗，于贞观年间，却始终没能摆脱叨陪末座的尴尬。

所谓近臣，就是亲到无话不说，近到可以替主去办私密事情。比如，李世民提出，要看本朝史书内容。谏议大夫褚遂良，当即以人主不能看当朝史官所修国史为由，拒绝李世民的请求。黄门侍郎刘洎说，不能看的原因，就是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，人主若为所欲为，也必须记录在案，“设令遂良不记，天下之人皆记之矣”。

李世民遭拒，在褚遂良、刘洎不在同一圈子。同样的问题，摆在“十八学士”圈子成员之一，时任宰相房玄龄面前，一切问题便不再是问题。这个时候，就显示出办事人，是在圈里，还是在圈外；站位高，还是站位低；跟委托人的关系，走得近，还是走得远。《唐纪》透露，为让李世民审阅史书，“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《高祖》、《今上实录》；癸巳，书成，上之”。

当朝君主看当朝国史，等于有违祖制。这事见不得光，还必须将见不得光的阴暗，改成看上去比光明正大还光明正大。完成这一特殊任务，人选自然是跟李世民走得最近的人。房玄龄将任务交给同为“十八学士”圈友的许敬宗，其“远近高低”都拿捏到位，妥妥地将史书删改后，送到李世民手中。

李世民阅后，就“玄武门之变”事件，做出重要批示“昔周公诛管、蔡以安周，季友鸩叔牙以存鲁”，朕之所为，都是为江山社稷考虑。因此，史官不必隐讳，只管大书特书。也就是说，李世民看到的史书，并不符合这一指示精神！后世读史至此，多会心一笑。

唐高宗继位后，一面将许敬宗改过的历史，重“诏刘仁轨等改修国史，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故也”；一面擢许敬宗“入为卫尉卿，加弘文馆学士”“复拜礼部尚书”。期间，高宗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，反对者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韩瑗等，皆流死于岭外；赞成者许敬宗则加太子宾客，寻册拜侍中，监修国史。

赞成与反对，涉及选边站队，宠辱只在一念之间。许敬宗非常清楚，经理与老板之间，永远是主仆关系。而仆与主之间，远、近、高、低距离的把握，亲、疏关系的掌控尤为重要。《贞观政要》载，李世民在世时，曾就这个问题，考问许敬宗，“朕观群臣之中，惟卿最贤，人有议卿非者，何哉”？

对此，许敬宗相当坦然，说“春雨如膏，农夫喜其润泽，行人恶其泥泞；秋月如镜，佳人喜其玩赏，盗贼恨其光辉。天地之大尤憾，而况臣乎”？然而，这种襟怀坦荡，用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理学眼光，支持武则天，则等于认同“母鸡司晨”合法。

认同，就是同流；同流，就是合污。本质上认同，非本质一定奸佞。奸佞即坏人，坏人则一切皆坏。由是，《新唐书》认定，武周篡唐，责在有坏人作祟。一切罪责，由许敬宗入《奸臣传》负责。《新唐书》肇始于后世，开观点预设先河。

这个过程，有点像苏轼看庐山。元丰七年，由黄州前往汝州任职的苏轼，途经庐山，始则“要识庐山面，他年是故人”，继而“到得还来别无事，庐山烟雨浙江潮”，止于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！接近真相，与拂去烟尘，透过迷雾读史颇为相似。

事太宗以近，事高宗以能的许敬宗，与老板“远、近、高、低”拿捏到位的感性，却难入后人预设的理性轨道。《新唐书》之后，后朝为前朝写史，主题预设得以延续。以致于鲜活的历史，成了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的庐山。

2023年《杂文月刊》第十二期首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