男女问题

王俊良

孔子置“男女问题”于《诗经》之首。以“关雎”，喻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也”；孟子通透，将之归结为“食色性也”。然而，形而上的“爱之，人恒有之；弗爱，斯亦已矣”男女问题，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形而下。

按一般人理解，位居九五之尊高位，处理“男女问题”，有想咋着就咋着的豪横！其实，远不是那么回事。贞观之初，李渊被李世民架空，成了有名无实的太上皇。为让李渊搬出太极宫，彻底消除其政治影响，有人出主意，最好也是最直接的办法，是从清除其身边的女人入手。

自然，切入点一定要符合即可以清除李渊身边的女人，又能彰显李世民的高大上。《资治通鉴》载，贞观二年，天下大旱。中书舍人李百药上言，造成旱灾的原因，就是“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，无用者尚多，岂惟虚费衣食，且阴气郁积，亦足致旱”！

于是，李世民批示，说“妇人幽闭深宫，诚为可愍。洒扫之馀，亦何所用，宜皆出之，任求伉俪”！立即清除掉太上皇身边宫女三千多人，理由也简单，天旱则欠收，欠收则民穷，民穷则国贫。本是“男女问题”，生生衍变成了政治问题。喜欢点赞加关注的诗人白居易，禁不住留言“怨女三千放出宫，死囚四百来归狱”。

感性的诗人，怎会明白，为李世民赢得赞誉，“任求伉俪”的三千怨女，来自太上皇李渊身边！更不会知道，《新唐书》说，李世民血洗玄武门，曾手刃其兄李建成，“杀其弟齐王元吉”，也曾强行“纳其妃杨氏”为妃，“有宠，生曹王明”，及“长孙皇后崩，帝欲立杨氏为后，纳魏征谏，乃至”。

纳弟媳为妃，是“男女问题”败给权力的典型。之间的路径，权力的傲慢与任性在先，霸王硬上弓在后。相对来说，单就以权谋“女”水准，李世民与其子李治比较，纳弟媳为妃难度不大。一是作为胜利者，占有失败者的财产也包括女人；一是弟亡从兄，无伦理纲常上的障碍。

唐高宗李治，纳“武媚娘”为妃，则遇到了不可逾越的“伦理”鸿沟。“武媚娘”原为太宗妃，辈为其母，纳其为妃即乱伦，这在视“纲常”“伦理”为圭臬的封建社会，即使贵为九五之尊，也有违道德底线。

然而，在一个人说了算的绝对权力面前，一切阻碍“男女问题”的羁绊，都如蛛网一样，被权力轻轻拂去。伦理是死的，而人是活的，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一切，而漂白了“武媚娘” 身份，便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其曳上唐高宗李治的龙床。

《旧唐书》说，“武皇后贞观末随太宗嫔御居于感业寺，后及左右数为之言，高宗由是复召入宫，立为昭仪”。高宗李治在“男女问题”上的无底线操作，为权力的任性，开了一个恶例。到了唐玄宗李隆基，玩得那叫一个嗨！爷爷李治既然可以通过权力娶后妈为妃，孙子李隆基同样可以通过权力，将儿媳揽入自己的被窝。

方法倒也简单，直接搬演爷爷李治演过的剧本，将儿媳杨玉环送入寺庙，把身份漂白，再以皇帝的权力下旨还俗召入宫中。《全唐文 》载，文艺女青年“寿王瑁妃杨氏，素以端懿，作嫔藩国，虽居荣贵，每在精修”，吸引李隆基的关键，就是“武惠妃薨，后廷无当帝意者”，有献策者“或言妃姿质天挺，宜充掖廷”，于是，就上演了杨玉环“遂召内禁中”大戏。

其实，在唐太宗、唐高宗、唐玄宗上演的用权力解决“男女问题”实践中，被奴役与被损害的女人杨氏、武则天、杨玉环，常常被“贞观之治”“开元盛世”光环，遮蔽了历史对女人的态度。然而，恰恰这个对“男女问题”的态度，才彰显出社会文明的高度。

2024年·杂文月刊·第十一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