·瘸驴配破磨

王俊良

用《对韵歌》里“云对雨，雪对风。花对树，鸟对虫。山清对水秀，柳绿对桃红”文学创作规律，去验证历史上一些人和事，虽有“拉郎配”之嫌，却收“瘸驴配破磨，烂杏熬倭瓜”之果。如若不信，且看下文。

一、赵佶与蔡京。赵佶当皇帝，事出偶然。严格说，他自己与世人，做梦也没做到过当皇帝。在这之前，身为端王的赵佶，整日沉醉于笔墨、丹青、骑马、射箭、蹴鞠之间，是个十足的文艺青年。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正月，哥哥宋哲宗驾崩，由于哲宗无子，大权在握的向太后，决定立文艺青年“端王”赵佶为帝，宰相章敦反对，理由是“端王轻佻，不可以君天下”！

问题在于，端王的那些轻佻，既不觊觎皇位，也不危害百姓，一切都在“王”的职责范围内。而做了皇帝的端王，启用北宋书法“苏黄米蔡”排行前四的书法家蔡京为相，就成为重中之重。从故宫博物院馆藏《听琴图》可窥，能有如此敏锐观察力和高超写实技巧作画的皇帝，能够陪侍在宋徽宗身边的奸相蔡京，除具有超强治国理政综合能力，诗、书、画创作和艺术鉴赏方面的造诣，绝对堪称琴瑟和鸣。

说蔡京之奸，就在于身为宰相的蔡京，在纵容和支持宋徽宗，迷恋于骄奢淫逸生活。今天，到南方采办“花石纲”，大兴土木，在汴京修建文化地标项目“艮岳”；明天，又把个人喜欢的丹青、笔墨“轻佻”，以文化的名义，转变为国家行为。这个过程中，负有规劝和制止责任的蔡京，不但不规劝，反倒为宋徽宗无休止的奢靡生活，从典籍《周易》中，寻找“丰亨豫大”理论支撑。

假设一下，蔡京不与宋徽宗保持一致，北宋能摆脱灭亡的命运吗？答案是，不会。因为。没有了蔡京，还会有王京、李京、张京、马京。只要“破磨”在，就不愁“瘸驴”前仆后继。区别只在于进入历史的叙述方式，一个述其忠，一个述其奸。

二、唐玄宗与安禄山。能开创“开元盛世”的唐玄宗，无疑算得上一代英主。那么，晚年何以昏庸到被安禄山这头“瘸驴”，忽悠到“破磨”险些倾覆的危险地步？问题的关键，并不在安禄山，而在唐玄宗。就唐玄宗与安禄山的个人能力比较，无论文韬，还是武略，安禄山都不能与唐玄宗比肩。恰恰在唐玄宗睥睨天下，由“醉里挑灯看剑”转场“刬袜步香阶，手提金缕鞋”之际，呆萌颟顸的“瘸驴”安禄山，踩着鼓点上场了。

早点上场不行吗？不行。开元之初，英姿雄发的唐玄宗，眼里只有治国贤才，不会有儿女情长。姚崇、宋璟、张说、张九龄这一系列人物，其中哪一位上场，与唐玄宗配戏，会给安禄山这厮出场的机会？也只有熬到朝堂之上，换了“配”戏的“瘸驴”李林甫、杨国忠，安禄山才可以有从后台走上前台的机会。

试想，若开元之初，安禄山仅凭“厚赂往来者，乞为好言”，便得到“玄宗益信响之”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《旧唐书》说，杨贵妃认安禄山为干儿子，安禄山“入对皆先拜太真。玄宗怪而问之，对曰：‘臣是蕃人，蕃人先母而后父’，玄宗大悦”。如此拙劣的演技，岂能骗过开创“开元盛世”的一代雄主？

在唐玄宗看来，安禄山只是个小丑，其拙劣表演，于他而言也只是“止增笑耳”，至于防范其“尾大不掉”，始终没能进入他的政治视野。事实上，面对“岁贡额外钱百亿万，贮于内库，以供宫中宴赐”的大好形势，产生“视金帛如粪壤，赏赐贵宠之家，无有限极”的虚妄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三、乾隆与和珅。乾隆的个人禀赋和才学，在历代帝王中，算得上中等偏上。躺在康、雍两朝政治安定、经济发展的大好基础上，酷爱到全国各地旅游和每到一地都需要当地诗、书、画大家呆萌地唱和陪侍，省、府、县等地方大员，到提前半年建好的下榻行宫指定地点跪接。完成这一特殊任务，需要大量白花花的银子才可以完成。乾隆规定，既要满足游山玩水私欲，还不能动用国库一分钱，给满朝文武留下花天酒地的靡费印象。

乾隆的小金库内务府大臣，经常为捉襟见肘的库银提心吊胆。这样背景下，和珅闪亮登场。为解决乾隆皇帝的小金库财政不足难题，和珅采取“议罪银”制度，彻底改变了乾隆帝小金库财政窘迫的现状，实现了“说走就走”“随意赏赐”的财务自由。可以想见，当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，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尹壮图上奏取消“议罪银”制度时，乾隆的愤怒可想而知。

通常以为，和珅是一个只会溜须拍马的草包，其实，那是一个误会。从乾隆五十九年（1792年），英国来华使团副使斯当东角度（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），认为“和中堂的见解相当尖锐深刻，拥有完美的政治家的品质”，斯当东强调，和珅“固然是由于皇帝的特别提拔”“但他同时也要得到当朝有势力的统治阶层的一致赞许，才能长期保得住这个崇高的职位”。

这一视角下，看乾隆与和珅，应该是先有乾隆靡费之“破磨”，才有和珅之“瘸驴”。事实上，从“佞于隋而忠于唐”的裴矩，对应出杨广与李世民的不同。可以想见，“瘸驴”蔡京、安禄山、和珅的产生，在有宋徽宗、唐玄宗、乾隆这样的“破磨”。骂“瘸驴”的同时，更须铲除“破磨”